（摄影：赵凤兰）
靳尚谊简介：年生，河南焦作人。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年结业于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并留校在版画系教授素描课，年调入油画系第一画室任教。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第四届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荣誉委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靳尚谊艺术基金会顾问。作为美术教育家，他曾主持过中央美院第一画室及油画进修班的教学工作，其艺术实践和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影响了我国一大批油画家向古典主义吸收营养的热潮；他在全国率先设立了建筑和设计专业，完善了中央美院的教学体系和学科布局。在70年的绘画生涯中，他深入研究西方素描和油画艺术的造型规律，同时锐意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油画艺术，创作了《塔吉克新娘》《晚年黄宾虹》《八大山人》《画僧髡残》《瞿秋白》《孙中山》等一大批融西方油画技法和中国人文精神于一体的油画代表作，成为中国油画古典写实学派的领军人物，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并被中国美术馆等机构收藏。他先后被意大利博洛尼亚美术学院授予荣誉教授，被中国艺术研究院特授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被中央美术学院颁授杰出教授、“徐悲鸿——教育教学奖”。年，靳尚谊艺术基金会在京成立，用于支持美术教育事业、艺术展览交流，扶助艺术人才，资助艺术文献画册出版等。
一、冲着“公费管饭”偶然走上艺术之路
赵凤兰（以下简称“赵”）：您是继徐悲鸿、林风眠、吴作人、罗工柳、董希文之后的中国第三代油画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培养的第一批艺术专业的大学生。据我所知您走上艺术之路纯属偶然，能回忆下您当年在国立艺专与绘画结缘那段往事吗？
靳尚谊（以下简称“靳”）：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度过的，那时年纪尚小，还谈不上规划将来想做什么、学什么专业，只是懵懵懂懂对绘画有一种天然的喜好。在上图画课时，我比其他同学画得像、画得准，平时也经常临摹《三国演义》《七侠五义》《封神演义》等连环画中的人物。上初中时，由于父亲去世，我投靠到北平的外婆家，就读于北平私立“九三中学”，这所学校的美术老师水平很高，她很喜欢我画的画，我也很乐意上美术课，可从来没想过会报考美术院校。因为那时年轻人的理想是工业救国，学艺术的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当时中学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男学工、女学医，花花公子学文艺。”像我们这种家境贫寒的人根本不具备学艺术的条件。
我初中毕业那年正值年北平和平解放，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状况不好，物价上涨，粮食困难，我的家庭也陷入困境。当时，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在北平国立艺专教书，还有一个亲戚也在艺专学习美术，他们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劝我说，“北平国立艺专正在招生，还公费管饭，你对画画感兴趣，又有天分，何不试试呢？”在他们的鼓励下，我产生了报考国立艺专的念头。可艺专是干什么的，考试需要哪些条件？我却一无所知。那个读艺专的亲戚叫我考前准备一下，在假期画个素描石膏像练练手，可我压根儿没见过素描，也不知道石膏像是什么样。于是他借来一个外国人模样的石膏像，告诉我它叫“阿克利巴”，又给我找来几根木炭条和一个馒头，叫我用木炭条画画，用馒头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膏像和画素描的工具，也是我考前唯一的一次练习和准备。凭着这一点点准备，我真的考上了国立艺专，在被录取的名考生中，我的文化课合格，素描成绩排在甲等的最后一名，第20名。
年秋季，我进入北平国立艺专一年级的预科班。当时的国立艺专是五年制大专，招收初中毕业生，年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后，变成三年制大学。这样一来我等于上了两个一年级，在艺专读预科时我学的是素描、水彩、图案、雕塑、设计等基础课。改成美院后我选了绘画系，学的是绘画、水彩、线描，主要创作年画、连环画、宣传画。那时还没有油画课，学院主要培养以年画、连环画为主的普及型人才，因为这些人才在社会上的需求量大。年，在我本科毕业留校读研究生之际，美院又一次调整，开始招收五年制学生，下设油画系、国画系和版画系。年春季，我考上了油画训练班，之后留校任教，从此开启了我的油画之路。我完全没有想到，从15岁那年偶然走进北平国立艺专校门的那一刻起，我将在这所学校度过我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乃至终生。
赵：看来当年的艺考远不像今天这般竞争激烈，您既没见过素描，也非“花花公子”，命运却把一个寒门子弟带进艺术之门，这种偶然有时候也是必然。那在美院学习期间，您在素描方面的启蒙老师是谁？徐悲鸿当时是中央美院的第一任院长，您有没有受到过他的亲授和点拨？
靳：我的素描启蒙老师是孙宗慰先生，他是原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毕业生，是我国20世纪40年代很有成就的油画家，也是徐悲鸿院长的学生。由于我入学前没有真正的素描基础，在第一年的素描课中，孙宗慰先生教给了我最基本的素描知识和方法，他认真负责的教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进入高年级后，李瑞年、戴泽、李宗津、董希文分别教授过我素描。李瑞年先生的教学非常生动，他要求我们画素描要“拉过来”“推进去”，特别强调素描的空间关系；李宗津先生是同学们非常喜欢的一位老师，他常把自己画的人像素描和自画像带到教室给我们看，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董希文先生在我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教过我素描，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对素描的认识和实践都有明显提高。
孙宗慰先生
作为院长的徐悲鸿虽然没有对我当面亲授过，但我们之间有过一次短暂的接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我们每次画完素描都要由科代表和老师进行排序和分数评定，有一次画完素描后，科代表在排列成绩时把我的素描排在前头，这时徐悲鸿院长来到我们教室，他仔细观看了每个同学的作品后，把我的素描拿到后边去，把另一个同学金宝生的素描排在了前面。当时我的素描画得比较细致，也很准确，但造型有些死，显得生硬；而金宝生画得比较概括、生动。通过这件事，我理解了徐院长对素描的要求，他追求素描的艺术性和绘画味道，哪怕画得再准确，笔触死、腻是不行的，这一点对我触动很大，这是我跟徐院长唯一的一次接触。后来徐院长就再也没来过，但他的素描作品一直悬挂在高年级的教室里，我常去看，也很喜欢。后来他的身体不大好，便以讲大课的方式给学生讲授艺术方面的知识，我曾在美院的操场上听过一次他讲的美术史课，那仅有一次的教诲令我终身难忘。
赵：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学习西方油画，中国美术界采取了“走出去”和“请进来”两种方式，中央美院开办的由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主持教学的油画训练班就属于后者。作为“马训班”的学员，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您认为苏联专家的教学对当时中国的美术教育产生了哪些影响？
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油画的整体水平很弱，全国上下都在研究基础。那时我国没有美术馆，更没有展览，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年才刚刚建成，建成后举办了一个大规模的“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其中的文化板块展出了大量的油画、雕塑、版画作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大规模的欧洲油画原作，此前我只看过徐悲鸿院长画的一小幅油画和院办悬挂的几幅油画静物，以及罗工柳、冯法祀、吴作人、董希文、李宗津等老师画的历史画。当时中国能画油画的人没有几个，所以一听说有展览，全国爱画画的年轻人都跑来看，眼界为之大开。展出期间，老师让我们去临画，我恰巧选了马克西莫夫的那张《铁尔皮果列夫院士像》，没想到他后来真的成为了我在油画训练班的老师。
油画训练班共招收了20名学员，都是从全国各个艺术院校、美术单位层层选拔上来的年轻教师和成熟艺术家，像冯法祀、詹建俊、侯一民、何孔德、秦征、魏传义、王流秋、高虹等。那年我21岁，是这个训练班里年龄最小的学员。马克西莫夫在油画训练班执教时才43岁，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由于当时可资借鉴和教学的油画原作匮乏，马克西莫夫就经常和我们一起深入到田间地头作画，通过示范让我们了解油画的物理性能和表现技法。每次他画画，我们都停下笔来高低错落地围挤在他身后，随着他画笔的转动，人群中不时传来阵阵赞叹。在学习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对“什么是结构以及如何表现结构”有了清晰认知。马克西莫夫强调的“结构”这个词，我们当时还是第一次听到，在他的解释和示范下，我们慢慢理解了素描首先要把人的头、肩、胸廓、骨盆、腿、四肢的骨骼构造搞清楚，分清哪些是不变不动的地方，哪些是能变能动的地方，要找到它的中线，再把这些骨骼肌肉所形成的形和面通过体积空间和透视关系立体地呈现出来。听他这么一讲，我们理论上懂了，但还是画不出来，心与手还是有距离的。我们的画明暗体积都有，但就是感觉有些散，颜色浮在上面，缺乏质感。后来马克西莫夫给我的老师冯法祀改画，改一个男人体的腿部，经他一改，画面颜色都吃进去了，骨骼肌肉都连贯起来了，看起来特别结实。我一看，噢！原来明暗、体积是人体的构造反映出来的，我们以前老是孤立地、表面地看人物形体，没有将人体的面与骨骼肌肉的形结合起来。而马克西莫夫是整体地、互相联系地看，从形体的本质和内在的结构来表现明暗体积。此外，他还就现实主义创作如何表现生活、反映历史事件、处理情节和营造意境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使我们深受启发。这时我才真正懂得西方素描和油画在色彩、造型及主题表现上的基本要求。可以说，马克西莫夫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油画基础理念，为中国画家认识欧洲油画技法和造型体系打开了一扇窗，对中国现当代美术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莫斯科访问，本想去拜访马克西莫夫，但由于种种原因没去成，回国后没多久就听说他去世了。没能与他见上最后一面，成了我一生的遗憾。
年，油画训练班同学与马克西莫夫合影
赵：马克西莫夫无疑是20世纪50年代影响中国绘画发展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深深地影响了您对素描基础和油画造型规律的掌握。之后您留校任教，创作了《送别》《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十二月会议》《长征》《毛主席在炼钢厂》等一批多人物情节历史画。能谈谈当年您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方面的探索吗？
靳：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历史博物馆建设的需求，人物情节画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占据主流，风景、静物、肖像类题材相对处于弱势。当时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刚刚落成，面临开馆，需要大量革命历史画，有许多是国家订件，大主题，稿费也高。而画风景、静物和肖像，只能搁在自己家里摆着，社会上不需要，也没人买。为迎接革命博物馆开馆，我接受订件任务创作了《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这是一幅多人物历史画，为了恰到好处地表现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上作报告的精彩瞬间，我收集了很多资料，设计了多种构图。最初的几张构图，人物的动作不明确，平淡无力，没有把毛主席作报告的精神传达出来。几易其稿后，我选择了毛主席讲话时手向前推进的动作，用这个有力的手势表现出革命人的气魄和革命的形势不可阻挡。当时许多报刊杂志都介绍了这幅作品，认为这幅作品生动再现了当年的历史场面与时代氛围，体现出了人物的精气神。这幅作品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革命博物馆里。而《长征》《送别》等其他几幅作品就没这么幸运了。《长征》原名叫《踏遍青山》，灵感来自于毛主席的诗词“踏遍青山人未老”。画面中心的毛主席从山坡上走来，一旁的战士牵着马紧随其后，整个画面是低视角，背景是大面积天空，人的状态沉着自如、勇往直前，体现了革命人走向胜利的稳健步伐和坚定信念。这幅作品参加了年的“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只在少量报刊发表过，据反映情调有些低沉，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丢失了，只保存了一张彩色反转片。《送别》是我在“马训班”毕业后为革命博物馆创作的第一张油画，曾作为“黑画”展览了一次，展览后就不知去向了。这些多人物情节画为我后来创作肖像作品奠定了基础。因为在学习苏联以前，我们对多人物情节的绘画是完全不懂的，但油画的基本模式就是情节性绘画，代表作是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即便是现代主义绘画也无法逃脱情节性绘画这一基本样式。也就是说，多人物绘画画好了，其他题材自然而然也就会画了。所以说，多人物情节性绘画是油画家成长的必经之路。
靳尚谊《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二、以肖像画为切入点，探索油画艺术的民族化
赵：刚刚听您讲述了许多关于多人物情节历史画的创作经历，那后来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把单个人物肖像作为探索油画艺术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在创作中您曾受到哪些油画家的影响？
靳：原因很简单，我感觉画多人物画吃力，画肖像相对省力，而且又能把油画的语言和特征充分表达出来，让它表现得更完美。其实早在“十七年”时期，我就画过多张人物肖像，个人觉得肖像画更适合自己，想集中精力在这方面做点深入探索和研究。另外，从西方绘画史来看，肖像画是极其重要的类型，这跟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工业化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和重视有关。欧洲历史上几乎所有画家都画过肖像，肖像画往往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最高水平。我想强调一点的是，历史上任何一个画种的兴起都不是孤立的，往往跟社会的需求和经济状况紧密相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古今中外的艺术发展都逃脱不了这一规律。拿西方来说，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神话、宗教题材，这些都是教堂订件，就跟我们画观世音、灶王爷、如来佛一样，都是程式化的造型，不需要风格；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了商人阶层，肖像画就发展了，技法也变了，开始写生了，涌现出伦勃朗、鲁本斯等肖像大师；随着19世纪工业化发展，人物画、风景画开始流行，出现了马奈、莫奈、塞尚等印象派；后来随着画廊的出现，商品画应运而生。从我国古代绘画史来看，人物画曾在唐宋时期达到鼎盛，主要以表现帝王、贵族人物为主；宋元以来人物画开始衰落，山水、花鸟画兴起；进入20世纪后，齐白石、傅抱石、黄宾虹、吴昌硕、李可染等国画大师把中国画推向高峰；新中国成立后，多人物历史画出现了；如今，历史画、肖像画、风景画百花齐放。由此可见，所有画种从诞生、发展到成熟都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和演进规律，都受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但不论古今中外，人物肖像始终是人类艺术的永恒主题，是绘画创作的流行品种。在我个人的肖像画创作中，我受欧洲肖像大师伦勃朗和委拉斯凯兹的影响较深。这两人是肖像画最重要的开创者，代表了油画色彩造型的两种类型，前者是颜色浓烈明艳的；后者是淡雅抒情的。我的画风跟委拉斯凯兹接近，偏柔和，不过我也喜欢伦勃朗那种强烈的画风，但学不了，画不出来，这大概与性格有关。
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西德之行”和“美国之旅”让您真正有机会集中、零距离地观看世界油画经典。听说正是这两次经历，带给了您艺术上的开悟和跃进？
靳：是的。20世纪70年代末，我随文化部组织的中国美术教育考察团访问西德，这是我学习油画以来第一次走出国门近距离观看欧洲油画原作。我集中观看了德国文艺复兴和19世纪的画家莱伯尔、李伯尔曼等大师的作品，以及伦勃朗、维米尔、安格尔、鲁本斯、波提切利等欧洲其他国家的画家的油画原作后，开始对古典作品产生兴趣。之前，我和我的同事都不喜欢古典作品，认为古典作品很细、很腻，颜色也不好看，都喜欢印象派的作品。这是因为过去我们看不到原作，看的都是一些粗糙的印刷品。这次亲眼见到原作后，发现古典作品的美是惊人的，画面比印象派更强烈鲜明，轮廓边线十分清晰，黑白明暗对比强烈，画质非常细腻。尤其是伦勃朗的作品，用笔老到奔放，整个画面苍劲有力，色彩像宝石一样斑斓闪亮；还有凡代克、波提切利的作品，冷暖颜色交织，也非常精彩，一改往日我对古典作品的印象。
荷兰画家伦勃朗的《夜巡》（来源：网络）
80年代初，我和爱人赴美国探亲，待了大约一年时间，我把美国大大小小的美术馆、博物馆，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主要画家的作品全看遍了，全面研究了欧洲从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印象派到现代主义油画的演变过程。此前，我以为自己的油画已经画得很好了，一对比才看出自己画的毛病：一是体积没有做到位；二是色彩有问题。虽然我学了多年油画，对素描的研究也算比较深入，但体积问题一直没有完全解决，色调也相对单一，没有认真对待边线处的明暗，使得形体单薄和简单化。这次在美国看了大量原作后，发现他们的作品不论什么风格，画面都很丰富，有一种浑厚、含蓄、醒目的画风和力度。我发觉这是因为东西方两个民族不同的观赏习惯所致。中国人表现事物是线描和笔墨，西方人则是面、光源和结构。西化的造型特点是通过明暗体积和光的虚实强弱来塑造形体，使画面形成一种立体、丰富、有厚重感的抽象美。东方绘画则是平面的，以线条艺术为基础，体现一种线造型的韵律感和装饰美。在色彩方面，西方人看的是环境色、光源色，表现人物和物体在不同光源下呈现出的不同色泽；中国人画画看固有色，红就是红，绿就是绿，不去考虑颜色与周边光源和环境色之间的关系。我意识到，如果体积和色彩这两大问题不解决，我的画就达不到西方油画的水平，体现不出西画造型体系里所呈现出的抽象美。后来，我尝试着给美国一个画廊的老板画肖像，用古典法和分面法把边线转过去，将体积塑造得更深入具体，效果一下子发生了重大转变，整个画面顿时丰富、厚实了。这是我“西德之行”和“美国之旅”的重要收获，也是我日后探索古典主义肖像的动因。
赵：正是基于对这些西方古典大师作品的重新认识和发现，才为您开启了属于自己民族风格语言的中国“新古典主义”画派。在您一系列作品中，《塔吉克新娘》是古典主义风格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您是如何运用西方的造型语言来表现这幅作品的光线、色彩和体积的？我感觉这幅作品也蕴含着您的一种艺术理想和人生理想。
靳：《塔吉克新娘》是我从美国回来后创作的一幅带有实验性质的作品，于年下半年完成，我想通过它实践一下西方强明暗体系在我的作品中如何表现。在去美国之前，我和油画家詹建俊曾一起到新疆深入生活，先后到乌鲁木齐、喀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地区逗留了一个多月，画了不少画，一大批素材还没来得及整理就出国了。回国后我根据其中的一幅写生作品构思了《塔吉克新娘》。新疆女孩的五官比较立体，当时我参照了一些照片，构思并设计了人物的动作和光线，想用侧光来体现人物造型。西方油画表现明暗体积的形式多为侧光和顶光，很少用平光。所以在这幅《塔吉克新娘》中，我采用了西方古典油画的画法和侧光的方式，设计让光线从一侧照进来，使人物沐浴在一半暗一半亮的强明暗对比中，同时借助丰富、有层次的光源色，对人物的面部光线、头巾的褶皱、服装的饱和度、饰物的色调变化做了精心描绘，尽量摒弃一些琐碎多余的部分，让复杂的颜色与体积空间从深沉的背景中凸显出来，使整幅作品在构图、造型、黑白、明暗上形成单纯而和谐统一的艺术整体，呈现出一种抽象的美感。
靳尚谊《塔吉克新娘》
你提到这幅作品中蕴含着我的艺术理想和人生理想，我想这与我当时的心态有关。虽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们很穷，但生活安定，人们思想单纯，我们当时在学校学的西方绘画、文学、戏剧、电影、音乐，全都是19世纪的经典。可“文革”以后，我看到社会上暴露出一些不好的现象，人际关系也有些紧张，这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很大触动，一时难以理解，心情也不太好。我无法改变这些现实，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作品中，试图表现一种宁静、和谐、崇高、纯洁的理想美，冲淡一下自己内心的苦闷。塔吉克新娘纯洁动人的东方气质，略带矜持、羞涩的表情，予人一种美好纯洁的触动，也暗含了我的审美理想和人生理想，这种对理想美的向往，既是我一个画家的追求也是人类共同的情感追求，于是便通过油画把这种美表现了出来。这张作品完成后，受到业界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