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
[荷]H.弗洛里斯·科恩丨著
张卜天丨译
“一个近乎全新的自然”
文
H·弗洛里斯·科恩
译
张卜天
在过去数百年间，当基督教世界的大师们（Virtuosi）[1]全都在从事哲学研究时，一个近乎全新的自然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不是很清楚吗？我们难道没有看到，相比于亚里士多德之后那些荒诞昏愦的年代，人们已经察觉到经院哲学中的更多错误，在哲学中做了更多有用的实验，发现了光学、医学、解剖学和天文学中更多伟大的奥秘？毫无疑问，如果科学能够得到正确而普遍的培育，没有什么比它传播得更快了。[2]
这段话写于年，其作者并非科学家，而是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Dryden，-）。他在年简要表达了当时的一种普遍看法，即科学在17世纪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剧变。他还断言，既然正确的科学研究方法已经找到，科学注定会迅速扩张。后世赞同这两个判断。
▲尼古拉·奥雷姆（NicoleOresme）
15世纪，现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
不错，自从德莱顿写下这些话，科学已经扩展到越来越多的人类思想活动领域，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改变远远超出了人们在年的预料。17世纪也一直被看作现代科学起源的特定历史时期。当时的科学在内容上固然与今天差异很大，但从事科学的模式却很相似。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人们一直认为科学在17世纪出现了某种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不过，这种认识的性质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在17世纪下半叶，像德莱顿那样的观念曾经作为争论焦点出现于当时著名的“古今之争”。现代观点的支持者把科学作为主要例子，证明现代人的成就远远超越了古人。在启蒙运动时期，个别科学研究者（如笛卡儿和培根）被誉为新时代的先驱，启蒙思想家们自认为完全置身于这个新时代——这是一个光明和理性的新时代，迷信和黑暗的势力已被击溃。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思想氛围中，一些先驱者开始对17世纪科学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
▲梅利亚辛《教几何的女人》
现藏于大英图书馆
然而直到19世纪，现代科学的产生才开始被当作一件过去的事情。现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什么促成了它，诸如此类的问题才被提出来。当时，这些历史问题是在更大的哲学框架内部产生的，所给出的回答往往已被这些哲学观点事先决定。这种研究方法使得17世纪科学的历史屈从于对科学本性的总体构想。
与这种研究方法不同，从20世纪初开始，人们开始把现代科学的产生当成一个有独立意义的历史问题。其转折点是皮埃尔·迪昂（PierreDuhem）[3]的著名论题，即现代科学实际上起源于中世纪。试图对现代科学的起源获得一种历史理解，这种努力在年至年左右大大加速，这源于两个密切相关的事件：其一，作为把握现代科学产生之本质的一种分析工具，“科学革命”概念被明确创造出来，并得以迅速传播；其二，科学史变成了一门专门学科——这一过程固然伴随着新的学术机遇，但很大程度上是由新的“科学革命”概念所孕育的。从那时起，对科学革命的专业研究一直是一个公认的专业学术领域。
▲玫瑰十字会圣殿
于是，算上早期阶段，对现代科学起源的历史解释已经出现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关于17世纪个别科学家的思想、精神和社会状况的迅速涌现的专业研究为基础，对作为历史现象的科学革命的研究大大拓宽了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理解，比如现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它有别于理解自然奥秘的早期努力的主要特征是什么。然而，这些研究的全景从来没有被描绘过。关于“科学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促成了它”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文献层出不穷，但我们找不到对这类文献的任何综述，对其全面的批判性分析尚付阙如。关于科学革命，历史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我们尚不能找到一些线索将其观念系统地串起来。简而言之，对于我们目前置身何处，是如何走到这里的，仍然缺乏系统考察。这便是本书所要完成的任务。
▲约瑟夫·赖特《炼金术士》
布面油画,年,x.1cm
现藏于德比博物馆和艺术画廊
对于本书目标的这样一种规定是相当形式性的。在这个宽泛的定义下面，有多少个作者，就可能写出多少本书。为了让读者更清楚本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我应当简要说明本书如何脱胎于我在过去20多年里的一些思想关切。我希望由此澄清贯穿全书的主要观念，这些观念使本书不仅是一部编年史或文献综述，而且使其各个部分能够连成一个整体。
本书的一些主导观念及其渊源
这一切都始于一位极富革新精神的政治思想家雅克·德卡特[4]（JacquesdeKadt），[5]他的名字在荷兰以外几乎不为人知。年我才第一次见到他，那时他的政治生涯刚刚结束。其职业生涯的第一阶段是在20年代初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度过的。年，德卡特永远脱离了这一运动，对他而言，这绝对是一种解放，他迅速转变为最早批评列宁主义和正在形成的斯大林政策的最为博学和深刻的人之一。这种态度在30年代扩展为一种坚定的反极权主义，加之对强权政治的敏锐直觉，他很早就对纳粹主义的威胁提出了警告。在年写成的一部杰作中，他以惊人的准确性预言了二战的到来和最终的胜利以及美苏成为统治世界的两大力量。[6]
不过，该书对法西斯主义威胁的分析并不限于政治议题——这个问题是在研究西方文明的生命力这个更大框架中碰到的。德卡特认为只有西方承载着像多元主义这样的价值，能够进行开放性研究，对任何令人好奇的事物都能做出批判性考察。在他看来，只有西方创造出了一种以“肯定的怀疑态度”（affirmativescepticism）[7]为标志的文明。现代科学技术第一次使西方文明传遍全球成为可能，而此前任何思想开放的社会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约瑟夫·赖特《在奥雷里讲授的哲学家》
布面油画,年,.3x.2cm
现藏于德比博物馆和艺术画廊
然而，这一正在进行的西化过程具有两面性。早在20世纪30年代，德卡特就面临着一个关键问题：非西方世界在吸收科技成果的同时，是否也会吸收孕育了这些成果的多元主义价值，从而创造出一个开放而充满活力的世界，使不同文化之间能够展开生气勃勃的竞争？抑或西方文明正在输出一些工具，使最激烈地反对这些价值的人能够以纳粹主义和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所体现的极权主义精神来击溃西方所代表的一切？
旗帜鲜明地提出这些关键问题的显然并非德卡特一人，但能够像他那样本着一种实事求是的、政治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处理这些问题的人着实不多见。我当时还是一个主修政治社会史的21岁本科生，在他思想的影响下，我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科学技术在全球西化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我同意德卡特的洞见，认为这个过程具有两面性。要想确保达到一个由“肯定的怀疑态度”赋予活力的开放世界，就必须坚决反对极权主义。但相比于积极从事政治，我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