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默走了。
（年）1月18日在清华校友网的社区中看到两位网友写的悼念他的诗句，当时正在美国，于是马上打了个越洋电话到他家里，是他的女儿萧岚接的，告诉我老萧已于1月8日去世，并在生前嘱咐要低调处理丧事，明天就是老萧下葬的日子。虽然知道老萧换肾以后身体不好，但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样早、这样快。而且他就像他名字一样，默默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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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求学时，萧默是高我四班，于年毕业的学长。在校时我并不认识他，但听说过一件有传奇色彩的事却让我印象深刻，后来在他的《一叶一菩提》一书中也得到印证。毕业分配时，他们班有八位同学（五男三女）分配到*，到乌鲁木齐报到后民*厅通知他们：八个人中有四人可以留在乌市的自治区设计院，另外四人就要分配到下面的基层去，让大家考虑一下。这时老萧和另外三个男同学商量，三位女同学就不要再往下走了，还有一位男同学和其中的一位女同学感情不错，也不要下去了。于是这四位男同学就自告奋勇下了基层，萧默到了伊犁，王宗信到了喀什，袁同愷到了哈密，朱杨桃到了石河子……现在看来这几位男子汉的所为真可称之为响当当的豪侠风度，是令人敬佩的舍己为人作为，也是当今这个追求物欲时代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所以当我向别人介绍老萧时，常常以这个故事作为引子。当然去了伊犁后老萧的经历也十分曲折：三年困难时期；设计室撤销后又去中学教书；最后经梁思成先生的多次交涉，方于年调敦煌文物研究所，并在那里一待就是十五年。
和老萧真正认识是年以后，那一年清华大学第一次公开招考在职的论文博士生，老萧和我都报了名，那时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我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建筑师，对于清华大学建筑系来说，老萧是“三进宫”（本科、硕士、博士），而我是“二进宫”，那时他50岁，我45岁，与我们同时读博的许多学弟相比，我二人真是地道的“大龄研究生”。我俩同时报考了汪坦教授为导师的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成了同门弟子，他那时还参与编辑《中国美术报》的一些版面，为环境艺术问题很热闹地讨论过一阵子，我也投过稿，后来报纸好像被奉命停刊了，但此后我们就逐渐熟识起来。
萧默学长在答辩会上（年2月29日）年3月17日，建筑系历史教研组在汪先生家里开欢迎会，除了对我们这两个新生表示欢迎外，汪先生还和我们谈了有关研究方向和看书的问题。萧默的《敦煌建筑研究》专著已经出版，他也想在这一研究方向上继续准备他的论文，记得汪先生当时说，关于敦煌建筑你最熟悉，要靠你自己，我可辅导不了你，但这并不说明我不能当你的导师，我们是互教互学。这是值得追求的境界。那天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文献目录供读书时参考。又过了一个星期，在3月24日下午历史教研组召开了一次研讨会，讨论建筑的内容与形式，由萧默做中心发言。因为内容与形式是建筑理论的核心问题，看来萧默做了充分的准备，就什么是内容的概念辨析上，他总结分析了侯幼彬说，梁思成说，刘秀峰说，戴念慈说，李行说，曹庆涵说……然后表示他同意侯幼彬说。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他学问的扎实和对理论研究的深入，也深感我们这些平日只搞设计的人在这方面的缺失。在以后几年的学习中，先生还专门讲过几次课，萧默曾回忆：“他对研究生的教育，好像是美国式的，从来都不是一板一眼就事论事，而是看来似乎都是些纵横捭阖无关课题本身的漫谈和对话。有时先生讲的话还颇有点深奥，一下子不见得就能够理解，先生也不管，只是自顾自地讲下去，引经据典，逐渐给学生展现出一片广阔的天地。先生追求的是一种潜移默化、心心相印的超然物表的境界，很有点洙泗杏坛或柏拉图学园的遗风。”“事实上，先生更重视的是以一种世界性的宏观的眼光，启发学生自己的思考。”老萧在读了先生推荐的参考书后还专门写了自己的读书笔记，使自己治史的思路更加系统化和逻辑化，而我那时除了忙于亚运会的工程设计外，还要面对我们设计院引起的一些事情，从读书和思考上相比就差多了。记得亚运会工程竣工以后，老萧还专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指出“对传统的取精用宏，必将有助于使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以其独树一帜的风姿，继续自豪地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
在年春节期间的2月8日（年初四），汪先生召老萧和我包括家人一起去他家过年，那次还有徐伯安先生的女儿徐怡芳，我们一起下厨房，拌凉菜，煮饺子，看幻灯，聊天，当时老萧已经快进入论文答辩了，所以还夹杂着关于论文的一些讨论，那种温馨随意的气氛真是令人难忘，也就是在那次见到了老萧的夫人，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和萧岚的通话中才知她已先老萧而行，在年的年初就去世了）。这以后不到半个月，在2月25日就是老萧的论文答辩了。答辩委员会中大多数人我都认识，像吴良镛、单士元、罗哲文、楼庆西等先生，只有北大的宿白教授是第一次见到。那天我主要忙着为师兄的答辩会拍照，同时也十分注意答辩会进行的每一个细节，因为此后不久我也将进行论文答辩。那天答辩会上宿白先生一句话让我印象极深，他慢条斯理地说，要注意不要有“硬伤”。当时我就想不知论文中什么地方让先生不满意了？后来老萧也说他得到许多专家包括宿白先生宝贵指教，“他们的意见，都尽我力之所能，体现在二版和待出的三版中了。”但我也一直没有问过老萧宿白先生的意见到底是什么。老萧的许多著作都签名赠我，唯独没有《敦煌建筑研究》这本书，几次我在网上订购，都是缺货，而因为该书价格较贵，我也不好意思直接向老萧要，很是遗憾。
萧默学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年3月15和老萧的再次会面就是年9月12日汪坦先生的八十寿诞日了。那天汪师家里堆满了花篮和礼物，系里的老师和他众多的几代弟子都簇拥在他身旁，表现了对汪师的尊敬和爱戴。老萧和我也在那次和汪师一起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如今照片中的汪师、王炳麟师和老萧又已先后仙逝，看后的确令人伤感。以后我们见面交谈的机会就不多了，只记得年国际建协在北京召开大会，为了筹备表现中国建筑作品而要举办一次建筑艺术展。那年的3月15日在皇冠假日酒店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老萧代表主办单位之一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讲话，我为他拍了一张自认还相当传神的肖像照。另一次见面是在年12月28日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举行的汪坦先生追思会上，但都没有工夫相互细谈。我们更多的交往或是在电话上交换意见，或是互赠自己的出版物，或是在年底时都用自制的简陋贺年卡互致问候。
在汪坦先生追思会上的萧默（左三）老萧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任所长的前后为建筑艺术的普及、建筑师社会地位的提高、建筑评论的健康开展等做了许多工作，还曾为一些关键理论问题和另外的评论家争论得不可开交。年国际建协在北京召开第20次世界建筑师大会是国际建筑界了解中国建筑师和建筑作品的绝好机会，老萧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建筑学会合作主办了“当代中国建筑艺术展”于6月20日至28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并出版了由老萧主编反映这次展览全貌的《当代中国建筑艺术精品集》。老萧亲自撰写了题为《中国建筑艺术五十年》的论文，他把年以后的五十年分为四个阶段，改革开放的前三个阶段“观念很不相同，甚至尖锐对立，但可以说都同属于一元建筑论，即不是片面强调建筑的这一个侧面，就是片面强调另一个侧面，总是不能认识到建筑的矛盾复杂性即多元性的基本性质”。他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建筑艺术才走上了一条比较健康的发展道路，可称之为多元建筑论时期。所以他把这一时期的建筑设计作品区分为古风主义、新古典主义、新乡土主义、新民族主义和本土现代主义，且不管这种分类方式是否完全为学界所接受，但至少反映了中国本土建筑师在建筑创作上“新的前进上的起点”。老萧的这些观点反映了他作为一位建筑史学家对于中国建筑现状的思考。在举办展览前就周折甚多，展览之后因该书的著作权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老萧又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之中，耗费了他的许多精力。关于这一段已成烂尾事件的故事，这里就不再重复，关心的同志自可去网上查阅。
老萧是那种认准了一件事就咬住不放、锲而不舍的人。20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和建筑市场的开放，外国建筑师也陆续进入中国市场，并在一些重大的公共建筑项目上取得了设计权，国家大剧院工程就是其中十分典型的例子。从年成立领导小组、业主委员会、举办国际设计竞赛，到年竣工投入使用，经过了旷日持久的设计、建设过程，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多次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交锋，当然在主流媒体中后来很少提起了，但在民间和网上，议论还是十分热闹的。老萧虽然自称为“局外人”，但自始至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