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性源自公信力
“3月29日晚，首届路遥文学奖颁奖盛典在青岛举行，评委会将特意打造的‘路遥大奖章’、证书和10万元的奖金授予凭借作品《活着之上》获奖的作家阎真，而阎真将奖金悉数捐出。”（《半岛都市报》2015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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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上述报道，笔者甚慰。若干年来，中国的文艺奖正如中央巡视组在给文化部的反馈中说的“过多过滥”，其声誉也越来越差。但路遥文学奖不属此列！
路遥文学奖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民间发起的纯文学公益奖项”。而这第一届的获奖者及其获奖作品，也确实符合并体现了设立这一奖项的宗旨和精神。恰如李建*先生在颁奖词中所说的，“像路遥一样，阎真先生的写作，属于清醒而自觉的现实主义写作。反思和批判是他的文学立场，而启蒙和醒世则是他的文学旗帜。他直面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困境和精神痛苦。从《沧浪之水》开始，他就以忧患的态度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其实不仅获奖者，就颁奖者来说，台湾作家陈若曦和蓝博洲自不必说，批评家王彬彬和作家尤凤伟，他们二人在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上，也一直是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著称的。
两年前开始筹备和设立时，路遥文学奖曾一度争议不断。这么一个由民间人士设立的文学奖，有什么权威性可言呢？像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那可都是国家级的，这路遥文学奖又属于哪一个级别呢？就连路遥先生的家人也不予认同，路茗茗“不放心这个文学奖的品质，多次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和反对”，她说“万一出现了状况，不仅影响我父亲的声誉，也会辜负了发起者良好的初衷”。应该说，对路遥文学奖的种种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在中国想办成一件事，尤其是涉及公共领域的事情，没有官方的认可与支持，是很难办成也很难办好的。这一“官方”的级别越高，其权威性就越大。
然而，权威性并非完全取决于权力及行*级别。权威的定义是“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只有不会让人产生怀疑，才可能具有权威性。这与是官方还是民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比如茅奖，一部入围作品竟然要求作者根据评委会的“意见”修改，还是比较大的改动，作者呢，为了获奖也竟然按照评委会的旨意进行了修改，这不令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么？还有，一部数百万字的入围长篇，许多评委居然都不曾看过，评审时才现场突击翻阅，试问能看多少又能看出个什么名堂来？但照样投以赞成票。至于鲁奖，在公众中引发的责难就更大了，著名杂文家陈四益的参评作品以零票出局，至今仍令人欲说难休。这样的评奖，尽管级别很高，但逐渐难言公信力了。也许仍有不少作家竞相追逐，但公众却不屑一顾。
而路遥文学奖的整个评奖过程都做到了公开、公平和公正。没有权力的介入，也没有领导打招呼，诸如明令“某某必须评上”什么的。相反，评委们对入围的二十多部小说，都是一视同仁，认真而又严肃，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即使对一些名家的作品，批评起来也毫不留情。据媒体报道，“文坛热捧、媒体盛赞的王蒙晚年长篇新作《闷与狂》，在路遥文学奖的评委中却遭遇了冷遇。评委会给出的意见中，‘王蒙聊发少年狂，弄出所谓半自传的癫痫化的《闷与狂》是个四不像，说这是小说就是在侮辱小说。’……甚至毫不客气地直接评价这位元老：‘一个失去了小说情怀写不了小说的人不要再追逐鲁奖和茅奖，丢人现眼了。’”“与之相似，不少近期出版的名家新作都不能入评委会的名单。”以写“官场小说”而著称的王跃文，评委们对他入围作品的批评也是一针见血，不留情面的。即使对本届的获奖作品阎真的《活这之上》，评委们也中肯地指出了小说的不足之处。总之，在这第一届路遥文学奖的评奖过程中，既没发现暗箱操作，也不存在什么潜规则，其公信力是有目共睹的。有了公信力，还怕没有权威性么？
只要持之以恒地这样办下去，路遥文学奖的公信力必会越来越高，其权威性也就不言而喻。而路遥的家人也就大可不必担心“评委公正否，财务有无监管，这奖项能否长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