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8月6日12时35分，全球新冠确诊病例已突破万例，死亡病例超过70万例。
持续数月的疫情远未看到终点，而新冠治疗产生的“副作用”“后遗症”研究让人们再生担忧。
近日，一项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的意大利研究表明，有一半以上的新冠康复患者在出院后数周内仍会出现多种症状。其中有两种症状特别明显：一是感到疲劳或极度疲劳，另一种是呼吸短促。
此外，德国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在名受访的新冠康复患者中，78名患者心脏受损，60人出现持续性心肌炎症状。该研究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心脏病学》。
如何看待新冠治疗产生的“副作用”“后遗症”？当前的疫苗和新药研发有哪些新进展？长期致力于新药发现和药物研究开发的中科院院士陈凯先，近日进行了详细解答。
陈凯先院士
《中国科学报》：有传言说，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后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是这样吗？
陈凯先：
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后是否会出现后遗症，这需要比较长远的时间进行观察。前一阶段的确出现了一些患者治愈后脏器纤维化的报道，还有个别患者出现了脏器功能损伤的情况，但总体来看这种现象并不多，也不严重。
年SARS暴发，为了挽救患者的生命，很多治疗方法都投入到临床治疗，肺纤维化、激素作为一项治疗方法在临床应用比较广泛。大剂量的激素使用后，一些患者出现了股骨头坏死等“后遗症”，令人痛惜。
相比SARS，新冠肺炎病毒导致的患者人数增多，但总体而言病情没有SARS那么重。患者治愈后发生肺纤维化的情况很少，或者说基本没有，少数重症病人有一些肺纤维化的情况，也慢慢在恢复。
另外，这场战“疫”中，医疗人员经验更丰富，在治疗方式的选择、药物剂量的把握上更谨慎，基本不使用激素，即便使用剂量也会严加控制，所以发生股骨头坏死等后遗症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
《中国科学报》：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医药应用于临床是否取得了循证医学的证据？
陈凯先：
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疫情发生以来，中医药的代表性应用集中体现在“三药”“三方”上。
三药指青花金花清感颗粒、莲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三方指清肺排毒汤、宣肺败毒方和化湿败毒方。
中医药早期介入，发挥“治未病”、个体化、多靶点的干预优势，对患者开展分层干预，在COVID-19患者的救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疫情紧急等客观因素的限制，部分研究缺乏比较严格的循证医学基础上的对照统计分析，有些研究得到的结果不够严谨、结论的科学性存在一定的疑问；对中医药作用的物质基础、作用机制也比较薄弱。
接下来，要借鉴现代循证医学理念和科学分析、挖掘的技术方法，加强中医药临床研究设计和结果分析的科学研究。
吸纳和采用药理分析等现代科技方法加以整理提高，通过数据的科学分析，集中推出一批临床效果好的中成药，并积极研究建立中医药救治“全覆盖”和“全过程”的临床用药与质量保障体系。
《中国科学报》：疫苗被认为是人类抵御病毒的一块“盾牌”，但也有观点认为病毒变异后，“老”疫苗可能失去或降低对“新”病毒的抵御能力；还有观点认为抗体在人体中存在的时间较短，届时人类可能需要每隔几个月就要注射一次疫苗，是这样吗？
陈凯先：
目前世界各国处于不同研发阶段的疫苗有多种，研发路径多种多样。各种疫苗产生抗体的存在时间或长或短，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着疫苗的效果。
这也是研究人员进行三期临床试验的原因。研究人员就是要观察，人类注射疫苗后被感染的概率是否大幅度降低，保护时间是否足够长，疫苗是否安全、有效。
疫苗研发出来后可能已经对变异后的病毒无效，这种可能的确存在。但是综合医疗专家们的意见，我认为问题不会太大，对疫苗的保护作用还是有信心的。需要强调的是，疫苗的保护时长问题因不同的疫苗而异，几个月或几年都属正常。
目前，为了应对疫情的需要，各国纷纷加快了研发步伐，研发较快的疫苗已经进入三期临床试验阶段。我国的疫苗研发，因为患者数量的大量减少，三期临床试验的难度比较大，需要寻求国际合作。
《中国科学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药物研发有三个路径：新药研发、老药新用和中医药。目前，新药研发有何进展？
陈凯先：
新药研发要遵循一定的流程，一般需要8-10年，过程非常漫长。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按照这样的流程研发新药，意味着“远水救不了近火”。以SARS疫情为例，感染SARS的患者基本消失后，针对SARS的新药还没研发出来。
当然，这并不表明针对重大突发传染病的新药研究没有意义。
事实上，人类与病毒的斗争将会长期持续下去，针对各类病毒引发的疫情开展新药研发，必将大大增强人类与病毒斗争的能力和技术储备。
更何况在疫情肆虐的特殊情况下，人类还可以通过合作攻关、加快审评、应急情况下特殊批准等措施大大缩短新药研发的历程。
在此次疫情中，中国科学家的动作还是相当之快，无论是在新药研发、老药新用还是在中医药抗疫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和进展。
在新药研究方面，据我所知，疫情爆发初期，中国的科研人员就在针对病毒重要蛋白的结构生物学和新药寻找方面积极开展研究。
上海科技大学饶子和/杨海涛团队和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蒋华良/许叶春团队与武汉病毒研究所肖庚富/石正丽/张磊砢团队合作，在病毒相关蛋白及其复合物的结构生物学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结果，研究论文于4月9日在Nature上在线发表。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徐华强/蒋华良/许叶春联合浙医院等多家单位，成功解析2.8分辨率的SARS-CoV-2RdRp冷冻电镜结构以及分辨率为2.5的RdRp-RNA-瑞德西韦的复合物结构，5月1日在Science上在线发表。
在此基础上，科研人员努力寻找新药。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柳红/许叶春/蒋华良等带领团队与上海科技大学等单位合作，通过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得到新型的抗COVID-19药物—DC，该化合物具有显著的抗SARS-CoV-2的活性，同时具有良好的广谱抗病毒活性。研究结果4月22日在线（6月9日以封面文章正式）发表在Science上。
该化合物现已完成临床前研究，已向中国和美国的药审机构提交了申请开展临床研究的申报材料。
华东理工大学李洪林团队以二氢乳清酸脱氢酶(DHODH)为靶点，发现该酶的强效抑制剂S，在体外抑制活性测试中证实具有很强的抗SARS-CoV-2活性。
《中国科学报》：老药新用是否能解燃眉之急？
陈凯先：
“老药新用”意味着跳过新药的临床前研究阶段，直接进入临床二期甚至三期研究，药物研发的速度将大大加快，不失为应对重大突发传染病的重要策略。
新冠疫情发生以后，我国迅速开展了一批老药新用的临床研究，观察和评价老药防治新冠肺炎的疗效和安全性。
例如，克立芝（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是一种治疗艾滋病的老药。在一些病例中发现其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似有一定帮助。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克立芝联合抗病毒药利巴韦林，再配合干扰素联合治疗，在缓解轻中度患者的临床症状、缩短病毒脱落时间和住院时间等方面有一定效果。
吉利德公司研发的瑞德西韦，是这次疫情中比较受人瞩目的一种老药。该药原本是针对埃博拉病毒所研发的药物。
此次，用于治疗少数病例后，患者较快痊愈，使瑞德西韦引起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