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2月，广东河源市发现第一例SARS，随后迅速扩散，引发一场长达6个月的全国范围的SARS抗击。前期因重视程度不足、治疗手段缺乏，一线医务人员损失惨重。
10周年时，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编纂了一本小册子——《SARS十年回响，中国呼吸界的情感和思考》，讲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医院呼吸科刘又宁的两篇文章记录的更为翔实。
令人错愕的是，17年后，医务人员一如既往的优秀，然而很多相似的情景却再次出现。这一次，更有红十字把全国人民的援助卡在了最后一公里。
幸好这一次死亡率2%，低于SARS的10%～30%，否则我们将付出多少血的代价？而这样的侥幸，我们还能撞上几次？
了解下面的事实后会发现：刚刚，我们所有人与死神擦肩而过。
以下是摘要：
刘又宁：《用生命铸成的历史—纪念抗击“SARS”胜利十周年》
刘又宁，医院呼吸科。
全世界首例SARS并非发生在广州市也不是发生在年，而是年12月在医院首先被发现。
患者是位黄姓35岁男性厨师，出现原因不明的高热、呼吸急促、双肺阴影并迅速进展至急性呼吸衰竭。
次日，医院又接诊了1位郭姓40岁出租车司机，临床表现与黄姓患者完全相似，但2人素不相识，也完全没有任何接触。
最早接诊这2例患者的是医院呼吸科医生叶钧强，他是第1位被传染上SARS的医务人员，后来因病重送到外院抢救。
此后，很快与上述2例患者有过接触的8名医务人员先后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其中有2名护士正在怀孕期间，1位不幸流产，1位为保住孩子尽量不用药，冒尽了生命危险。
当初社会上为什么会有“吸烟不得非典”的流传，其实原因很简单：第1批染病的多数是医务人员，其中以与患者密切、频繁接触的护士为多，而我国护士皆为女性，绝少有吸烟者……
年1月2日，广东省迅速成立了最初的专家组，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的萧正伦任组长，临床专家还有黄文杰与邓子德，后2位专家也在工作中不幸染病。
年12月26日与年1月4日，距河源市数百里之外的中山市又有2名厨师发病，紧接着与河源市情况惊人的相似，又有5名工作人员病倒。
年的大年初五，邓练贤所在的广州医院已病倒了20余位医护人员，其中5人是科主任，3人是正、副党支部书记，8人是共产党员。
邓练贤是自己走进隔离区的，为了缓解气氛和安慰家人还故作轻松地开着玩笑，妻子朱秀娟赶到时，邓已进到隔离区内，匆忙中准备的牙具等日用品也无法交给丈夫了，只能远远地注视着、期盼着，岂知，从此丈夫再也没能回到家。
年2月7—9日是广州医院有史以来最不幸的日子。
为抢救患者，第1批医护人员倒下了，第2批医护人员又冲上去救助自己倒下的战友，第3批再上去，又有人倒下，全院共有93名医务人员不幸患病，医院气氛凝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最初医院的隔离区只占一层楼，最后竟住满了所有5层楼，最早收治SARS的呼吸科，只剩下副主任江山平一人尚未被感染，在院务会上嚎啕大哭，没想到最终他自己也未能幸免。
在年1-3月，我利用一切机会对同行们大声疾呼，尽早做好“迎接不明原因肺炎的挑战”，“大家迟早都要面临这一问题，不如尽早主动做些准备”。
当时媒体是忌讳讨论这一问题的，也有个别同行认为我是“小题大做”，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预警”是完全必要的，只可惜没能由相关部门出面，正式地、大张旗鼓地作出。
3月1日凌晨，医院魏东光大夫陪同下，救护车从太原载来1位于姓27岁的女性患者，该患者因去广东经商而染上肺炎，经过1周多的常规治疗没有任何好转。
在当地虽然也有人怀疑该患者可能是“非典”，但患者最终仍被告知是“感冒”、“普通肺炎，不会传染”。
根据病史与既往治疗反应，接诊的佘丹阳医生等已断定该患者就是广东的“非典”。但要知道当时北京正值“两会”期间，要想对北京的患者作出“非典”的诊断是需要足够胆量与勇气的。
广东SARS流行之初，多数人并没有预见到后来会发展成一场世界范围的灾难，可能是为了不影响北京两会的召开和安定人心，处于“政治挂帅”的考量，决策者们当初宁愿对其轻描淡写。
广东专家组对这种未知疾病的最初定义是“不明原因的肺炎”，后来因为在死者剖检中找到类似衣原体的成分，有关部门就匆忙地宣布SARS是由衣原体引起的。
遗憾的是最终证明SARS是由病毒引起，尸体上分离到的“衣原体”可能只不过是患者终末期感染或定植的微生物之一。
钟南山院士在广州亲自挂帅后，第1个公开提出SARS并非衣原体引起的，其元凶很可能是一种未知的病毒，并与香港同道合作，进一步证实。
在应对SARS之初主管部门是犯了大错，否则也不会有相关高官被撤职，政府高层如不能及时出面纠正，一个小小的未知病毒险些造成全社会、全民族的重大危机。
无论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关键时刻总会有关键人物及时登场。
钟南山院士第1个站出来否认了SARS是衣原体所致，主张尽量排除干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来应对这场危机。
我国学者几乎与国外同时，甚至更早些分离到了SARS病毒，但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以公布，这不仅仅是埋没了科研人员的功劳，也使我们在全世界处于被动地位。
曾有1位与蒋医院退休大夫，是他第1个在互联网上披露了SARS流行的真实情况，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轰动。以此为契机，终于有关部门采取了更公开、更果断的必要措施，为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作为一名现役军人与共产党员的我，很难赞成蒋大夫的做法，但不可否认，蒋大夫的行动，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SARS的透明化，据我所知有关部门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蒋大夫的做法，对其也十分宽容且充满了爱心。
全国究竟有多少医务人员牺牲在抗击SARS的战场，我估计占到因SARS失去生命者的5%。
至今虽然十年已过去了，但有些关于SARS的根本问题仍然不够清楚。
刘又宁：《从SARS到H7N9禽流感—十年巨变》
刘又宁，医院呼吸科。
到年6月底，仅中国内地就有人患病，人死亡，另有香港人患病、人死亡，台湾人患病、人死亡，澳门1人患病无死亡。全世界共有人患病，人死亡。
作为一名在第一线工作过的医务人员，本人认为SARS留下的遗憾与教训主要有：
SARS留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当初有关信息的公布不透明，严重延迟，对SARS的危害缺乏足够认识，没能在发病当初采取果断措施，尽量将疫情控制在局部地区与少数人之间；SARS起源于中国，我国患病与死亡人数最多，但真正的致病原却最先在国外得到确认。国内有关部门不经充分论证就匆促宣布了不靠谱的“衣原体”说，在世界面前丢尽了中国医务人员的脸面；错误地将SARS命名为“非典型肺炎”，对治疗起到误导作用，以至于从疾病早期开始大多数病例都接受了氟喹诺酮与大环内酯等针对性抗生素治疗，不仅浪费了医疗资源，也增加了药物的副作用；虽经长期多方努力与国际间合作，至今导致SARS的冠状病毒究竟来自何方，怎样传给人仍不清楚；因缺少统一方案与总结、交流，相当一部分病人过早、过大剂量、过大疗程地应用了肾上腺皮质激素，以致造成了股骨头坏死等严重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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