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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4/8/29 16:48:00
                            

“回忆”永远属于理智,属于追问者和总结者。

在每一个“回忆”的经验体系中都包含着“回忆”的精神现象,当回忆通过一种自我经验认识到它之所是的那个东西,也就升华为精神。或者说是那个“自知其为精神的精神”,把那个关于“早先精神的回忆”当作它认知的不断前进的道路。诚然在这条路上,“回忆”永远属于理智,属于追问者和总结者。

本文作者:陈蒙

配图作品: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FrancescoClem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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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如题目所示,本文论述的是关于“回忆”的精神现象。当然,我们也可以把精神现象理解为意识现象。人的精神现象或者说意识现象包括感觉、回忆、想象和判断等一切心智在内的认知活动的意识形式。

意识是一条永恒流动的赫拉克利特之河。每个意识,每个最宽泛意义上的精神现象都是某种“可感知的东西”和“可表象的东西”,或者说,某种可回忆和可经验到的东西。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的整个现象学就是在这种意识之被给予性意义上的体验性现象学,这是一个自成一体的领域。

既然我文章论及“现象”,那么我就在这里简单交待一下“现象学”的来源及其常识。关于现象学这个名称在哲学领域中第一次出现,可以追溯到黑格尔把他的第一部著作命名为《精神现象学》。这本书描述主体的意识如何从最卑微、最抽象的意识,经过学习和经验达到自我的演变及自我的完善,最终掌握和占有绝对的知识,并在其“精神”的形态下认知着它自己的精神。

然而当现象学在胡塞尔那里发展并真正成为一种哲学运动时,它的意义和黑格尔还是有所不同,但对意识的领悟和把握仍是关键要点。用胡塞尔的话来说:意识不只是一种感受的官能,而且是一种能和客体不断交流的活动。意识不是被动地接受或重现客体现象来达到认识,而是充满意向性的,它好比是一个主动发光的灯塔。

当然,黑格尔的“现象学”和后来的胡塞尔的“现象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们甚至是两码事——前者呈现实体和主体的精神现象;后者仅是呈现主观精神或感性确定性的现象。也就是说,黑格尔是企图呈现“绝对精神”,胡塞尔是企图透过现象把握精神。

那么什么是现象学?用B.瓦尔登菲尔茨(BernhardWaldenfels)的话来说:“它肯定不是一个整体的团块,更不是一个基本命题或方法手段的仓库。只要它是活的现象学,它就代表着一种灵活的看和问的方式,它具有各种不同的方向,始终进行着新的尝试而不是僵化为一个固定的同一。”[1]

众所周知,现象学不是一种内容同一和固定的学说,而是一种通过“直接的认识”去描述现象的研究方法。

总的来说,现象学就是一门关于“意识现象”的学说。就本文题目——“论回忆的精神现象”而言,其内容一定是关于“回忆”的意识(精神)及其概念的阐释和研究,也即“回忆”的实项组成和意向组成方面的各种“能思”的一个现象领域。

既然是回忆的精神现象,就摆脱不了主体的内意识和内思维。对回忆的把握必须要回溯到“回忆”的内在现象的领域中,就像对时间本质的澄清必须回溯到前时间的经验上。因为在现象的本质中包含着——“每个‘过去’都可以以再造的方式变化为一个再造的‘现在’,这个现在本身又具有一个过去。而这是所有时间法则的现象学基础。”[2]

由于它的存在是现象性的,故而德里达将过去称为幽灵学,过去就像一个幽灵。我们知道一个现象要先消失,才能完全进入人们的意识,而意识基本上是在过去的事态中发展起来的。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先天、一个过去的事态,是现象学发生的基本内容——“回忆是处在一种连绵的河流之中,因为意识生活是处在连绵的河流之中,而不仅仅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加入到链条之中。毋宁说,每个新的东西都回复地作用于旧的东西,它的前行着的意向在此同时得到充实和规定,并且这为再造提供了一个特定的色彩。”[3]

我们明白,现象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外观与实在的关系,而是部分与整体的再造性关系。

现象是研究事物精神和意识的真正的对象,现象学家胡塞尔一生所关心的正是这种“精神”和“意识。现象对我们来说,其自身就是一种解释——解释其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因素,以求从中得到它的本质,此种本质也即精神的等价物。

由此,我们从回忆的现象学转到精神的现象学。也只有当我们触及到精神的现实,我们才能将自己置于一个坐标上——在这个坐标上,个体的精神和意识延续着过去,并把它保存在一个被过去所丰富的当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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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就是回忆

“学习就是回忆”[4],这是苏格拉底和学生讨论问题时提出来的。学习,就是重新记起。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回忆我们便拥有一种判断和预感。其实,个体的学习就是在“回忆”已经发生过或接触过的事情,并消化其内容,转而变成自己经验的一部分。

然而在我回忆或想起它们之前,它们就已经在那里,否则我们谈何回忆?回忆就像食物从胃里被取出一样,借助反刍来重新思考和消化我们大脑中的知识。

将人的大脑比作一个精神的肠胃,将记忆比作肠胃的消化功能要追溯到奥古斯丁那里。他在《忏悔录》里写道:“记忆有如心灵的胃,快乐和悲哀有如美味的或难吃的食品;快乐和悲哀被交付给记忆时,就如同进入了胃一般……。”[5]

奥古斯丁在这句话中形象地展示了思考记忆是怎么一回事。这让人想到牛的“反刍”——牛把尚未消化的内容重新送回嘴里进行再细嚼的功能。“反刍”这一动作让回忆既具有一个内化的行动和结果,又具有反复消化和反复生产的积极的一面。

换言之,回忆就是反刍。我们应该向牛学习,学习如何消化我们的精神粮食。具有确定性的知识,一般都来自意识活动的内在反刍或反思之中。

人们总是能记起,以前是怎么看待问题,而现在又是如何看待问题,这一切都存放在记忆里,等待回忆的再一次招唤,以便再一次地理解它们,我们正是这样靠不断的回忆加深了对事物的理解。只要不曾忘记,我们就能在回忆的深化中把它转换成知识。

在一次雨果对年轻学生的讲话中,他明确把古希腊、罗马的记忆术的基本原则应用到学习和阅读的过程之中。他说:我的孩子,智慧是一个珍宝,而你的心是存放它们的地方。如果你学习智慧,你就珍藏了价值连城的宝物;它们是不死的宝物,在你心中它永远不会失去光泽。

在《泰阿泰德篇》中,苏格拉底也对他的学生泰阿泰德说:“让我们称之为缪斯女神之母记忆女神的馈赠,并且说当我们想要记住某个事物,我们就在自己的心灵中视、听、感觉,我们将蜡放在知觉或意念之下,让它们在蜡上留下痕迹,就好像用印章戒指盖印。这样印下来的东西我们都能记住,只要印记还保存着,我们就知道它;如果印记被磨去,或者没能成功地留下印记,我们就会忘记,就不知道它。”[6]

学习首先是记住,当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能够在我们的心里留下印记,当给予个体以一种特殊实存的东西保存下来了,并且在个体回忆起这一切时,它的实存就是一种自我认知,而回忆是促使一种自我客观化和自我构造的组织过程。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个体的实体是一个居于更高层次的精神,个体经历了那段过去,其方式就好像一个追求着更高层次的科学的人,必须悉数梳理他早已掌握的那些预备知识,才能在当前掌握更高层次的科学的内容。……任何个人都必须在内容上完整地经历那个普遍精神的各个教化阶段,同时又把它们当作精神已经蜕下的各种形态,当作一条已经被开辟和铺平的道路的各个阶段。……过去的那些实存是普遍精神已经获得的财富,普遍精神显现在个体之外,构成了个体的实体和无机自然界。就此而言,从个体这方面来看,教化的目标就是让个体继承这些现成的财富,让个体在自身内消化它的无机自然界并据为己有。”[7]

事实上,个体存在着一种丰富和充实的内容,那是因为个体思维着的精神本身是这样一种高级存在。谢林说道:“就此而言,不是一种包含在空洞概念自身之内的必然性,而是一种包含在哲学家的内心里,通过他的回忆而涌现出来的必然性,迫使他离开那种空洞的抽象。因此真正说来仅仅是这样一个思想,它先是试图退回到最空无内容的东西上面,然后试图重新逐渐充实自己,获得一些内容,并最终获得世界和意识的全部内容。”[8]

强调“回忆”是谢林晚年的一个哲学命题,他从柏拉图的辨证对话中得到启发,发展出他后期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谢林宣称哲学考察的对象就是“过去的东西”或“已经知道的东西”,本质上哲学的追求是要对那些东西重新获得意识或知识。

哲学对哲学家的自我而言,无非就是一种回忆,即回想起它的普遍存在里曾经做过和曾经遭遇过的事情。

对谢林来说,回忆就是“再认识”。就此而言,当我们回溯哲学史,回溯那些重要的哲学概念,我们就能理解并且公正地评价它们在前人那里的意义,而不是把它们仅仅看作是一些现成的结论。

歌德说,如果一个人不能设身处地站在前人的立场来理解他们,那么就不可能理解和享受任何一本好书。一个有智慧、有阅历的人总是能够比一个初学者在前人的著作里看到和学到多得多的东西。

所有这些丰富的知识皆来自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过去某个昏暗的点上,人类的大脑越过了灵活性的临界阈限,变成了准通用性的,从而有能力在接纳“外观”的同时,展开“深入内核过程”的一种“回忆”的行为。

我们在普鲁斯特那里也看到他所主张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主义:学习就是回忆。然而,回忆是作为一种学习的方式而介入的,这种学习的行为同时超越了它的目的和原则。迫使“回忆”被转向未来,而不是它的过去。

也就是说,普鲁斯特通过“追忆”的学习方式,指向了未来的进程。人都是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懂得某些事情,但逐步的学习让我们获得了最终的启示。

回忆,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只有在介入到学习之中才能获得某种确定的意识,或从中敞开一条崭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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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记忆与回忆的关联

有人用仓库隐喻记忆;用黑板隐喻回忆;这就好比记忆是一个储存器,供回忆从中随时选取。

对浪漫的诗人来说,他们壮丽宏伟的回忆,是寓居于混沌的宇宙之中,这一记忆无须借助社会性记忆就能直接抵达心灵并能保持着心理的忠实。这是属于每个梦想者的记忆,同时也是属于世界的记忆本身。我们在这种记忆中感受到了天地万物进入心中而产生的一种活力,这种进入世界的行动正是梦想者所期待的。

没有在回忆的事物中保持足够停留的记忆,就不会有充满活力的记忆。

这样的记忆才能为我们制造意义,反过来意义又为我们巩固了它的记忆。意义是一个构建的东西,属于事后或回忆的补充性东西,是回忆对一个不在当前的对象的一种表现行为。回忆的先决条件既不是持续在场也不是持续缺席,而是在在场和缺席之中的一种变换关系。

那么“记忆”和“回忆”有何区别?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一般来说,记忆是个体心理深处和下意识中的关于过去的体验,有“想到”的意思,也即知识;而回忆则是个体重新唤醒这些过去的一种短暂的行为,让人联想到个人经验。

如果说记忆显示的是一种技巧并具有感官上的基础,那么回忆则是特定内容在换回时的实时的过程。

德国作家格奥尔格.荣格尔(Jnger,FriedrichGeorg)写道:“记忆的内容‘我可以教给自己,就像别人可以教给我一样。但是回忆的内容我却不能教给自己,别人也不能教给我’。回忆的进行从根本上来说是重构性的;它总是从当下出发,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被回忆起的东西在它被召回的那一刻会发生移位、变形、扭曲、重新评价和更新。”[9]

记忆和回忆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如果把记忆和回忆定义为对立的概念,还不如把它们定义为成对的概念,因为它们在每一个模式中都会同时出现,所以我们就把它们视作一个相互关联的概念来理解。

事实上能进入我们记忆里并能引起回忆的,全是重要的事情,而不会是一些无关紧要和一些毫无意义的琐事。下面我将试着对记忆与回忆详细展开来分析。

到目前为止,我们关于记忆的阐释一般都是在两条线上展开的——“一条线,以记忆相对于实际发生的事情的认识忠实性为标志,记忆追求符合的雄心;一条线,被视作实践的,甚至被视作记忆化技术的,记忆的使用。这就是过去的再现和过去的训练……。这一切就好像是,记忆的责任作为记忆的符合展望和实用展望的一个会合点,投射在意识面前。”[10]

如果说记忆是忠实性和实践性为前提的,那么回忆就是在意识和过去的联系中进行的一种行动和更新。

记忆在我们的大脑里保留着过去生活的一切细节及点点滴滴,“在意识平面上,我们发现上千个对我们生活过的经验整体的重复,这些重复既是整体的,又是多样性的。用更多的个人细节去使一个回忆完整化,这绝不是把其他回忆机械地并列在这个回忆旁边,而是把我们自己移到一个更加广阔的意识平面上,是离开梦想的行动。对一个回忆的定位,也不是机械地将它插入其他记忆中,而是通过扩大整体记忆的范围,去描绘一个足以包括这些来自过去的细节的圆环。不仅如此,这些平面更不是层层叠置的现成事物。我们毋宁说,它们都是虚拟地存在着,具有与精神事物相适应的存在。智能始终在这些平面之间的间隔里移动,不断地重新发现它们,或者不断地将它们更新。”[11]

我们对回忆的思考,总是围绕着回忆本身所具有的意向性进行,也就是朝向当下化的意向性。胡塞尔认为:“回忆具有其作为内意识进程的统一,并且在内在时间的统一中具有其位置和延续。”[12]

无论是作为“内在之物的回忆”,还是作为“超越之物的回忆”,面对回忆域和拥有回忆能力的主体在其内在性和反思性之间是相互交织的,这种内观性意识在胡塞尔那里达到了顶峰。

我们是否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众多的往事,我们偏偏只忆起这个而不是那个?回忆的机能是如何从中作出它有效的选择?它在意识的光辉中到底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当我们回忆起某些东西,或是某些记忆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意识中,它总是给人一种鬼魅的幽灵般的感觉。对于那种无意识的神秘显现,画家总是特别喜欢,心理学家也很着迷。实际上,记忆所附带未被知觉的东西和已被当前知觉到的东西,是有必然的因果效应,从其本质上讲,它们是一种东西,是同一回事。

记忆与意识的共同扩展,保留着我们的全部状态,它们在往后的意识中将重新产生。如果人将一切从记忆中抹去,就会像盲人一样在大白天里一片漆黑,将成为幻象的囚徒。丧失了意识,他就无法掌握和世界的关联,他跌落在时间之外,他注定要发狂的。诚如阿甘本所言:人不同于动物,是因为人受记忆所启迪而被带进生活之中的。

假如人丧失了记忆与回忆的能力,他就成了“赤裸生命”,和动物没什么区别了。人正是靠记忆而活,人荣耀地抓住记忆恰似抓住了生命变幻莫测的感觉属性。

我们在柏拉图那里体会到记忆的出发点就是感觉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们是处于一种生成、变化、不稳定的对立以及相互融合、紧密结合的过程之中。

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记忆中的许多事情忘了又记起,它总是以不同的次序反反复复地重新组合,就像一朵云彩,从漂泊不定的状态转而凝成一块。在这个过程中,它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仿佛模仿了人的知觉趋向。但是,变成现在的任何东西仍然联系着它的过去。当它变为当前状态以后,如果它没有保留原初的某些东西,如果它不明显地区别于当前的东西,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它是个记忆了。

柏格森说道:“它(记忆)重新找到了那些往日的努力,但它们并不以回忆起来的‘记忆-形象’的形式存在,而是具有产生真实运动所要求的明确次序和系统特征。实际上,它已经不再对我们表现(represent)我们的往日了,它表演(act)我们的往日。如果说,它仍旧应当得到‘记忆’这个名称,那不是由于它保留了形象,而是由于它将形象的使用效果延伸到了当前之中。”[13]

换言之,记忆的再现只能以图像、形象的生成模式发生,但回忆和想象的混淆是造成记忆这种图像生成的结果。

回忆的作用能够为我们做出决断提供了可靠的参照,它比知觉更加有用,并且它对知觉是一种补充。知觉的作用仅仅是唤起回忆,给出一个实体,并重新赋予它活动的性质。

按现在心理学的讲法,回忆通常是在知觉被认知的情况下产生的,而知觉与回忆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回忆引起知觉,知觉又转化为当前事物的状态,成为我们实际活动着的东西。

“为了回忆,记忆要求一种精神态度,而这种态度本身就必须建立在某种身体态度的基础之上。”[14]这样主体的回忆才能不断地从记忆那里吸取了养育它的知觉。

如果说回忆是一种精神表现,或者说是一种精神活动,那么离开回忆我们便无从和精神打交道了。诗人华兹华斯说:“每个人都是对他自己的回忆”。

然而,人在一定程度上与自我保持距离,回忆才具有建构意义,这样我们才能反过来与自我相遇、自我对话、自我观照、自我演绎、自我经历、自我成就变为可能。

客观来说,一个人的生平是由各种生活数据组成的,而每个人生活历程却是以被阐释的回忆为基础的,这些东西合在一起构成了丰富的生命意义——它是我们身份认同的精神支柱。

人的生平或生命是一个巨大的回溯场,我们在那里保留着回忆,这也是波德莱尔所称为的——存在的深处。

回忆或者回溯是出于一种意识的使然,意识从不取消过去,相反它要使用过去。要想回忆,就要深深地、完全放松地向着它纵深的维度前进,直至让心灵能够与往昔这片富裕和广漠的土地重新亲密地接触。

在我们广阔的心灵里,始终装着天空、大地、海洋、星辰、河流和草木,这些是我们在其间能感觉到且永远也不会遗忘的,它们是大自然的丰富矿藏,供我们回忆和取用。这让人不由得想到被柏拉图精细描写的蜡块隐喻,它不是人工的、而是与自然的记忆有关。“这种记忆呈现为一种神秘的、神祇般的天赋,并且被放置在人的灵魂的最深处。”[15]

正是靠着回忆,我们找到古老的感知的节奏和力量,让宝贵的知觉始终处在灵魂的最深处。这样,当我们丢失一切时,在迷失我们自己时,我们只须回想,让一切自行回想。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当我们回忆,我们便赢回了一切,我们又赢回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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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忆的隐喻

自从古代埃及发明了书写以来,人们把文字称颂为最可靠的记忆媒介,他们认为文字是抵御遗忘的有效武器。然而,这些记忆辅助手段我们已经清醒地看到,它既被看成记忆的工具,也被看成是忘记的工具。

记忆伴随着时代的每一个阶段,因此它具有不同的形式和体裁,总能在时间中露出它的痕迹。随着现代传媒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传统增加了它的厚度。它不完全只单纯依靠记忆,而是伴随着外部储存媒介的协助,它还获得了位移和更新,延宕以及回归新媒介的储存给予文字巨大的发展潜力,文字开辟了新的一个文化空间,为文化输出创造了新的记忆能量。

从整个文化进程来看,文字不仅是重要的媒介,而且是人类记忆中的支撑,文字既是记忆的媒介又是它的隐喻。经过漫长的媒介历史,书写仍是记忆最古老的,最常用的手段。

每个社会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身的文本、图像的储存库,这些东西是提前给后世准备了基于过去文化记忆留下来的知识分享。特别是图像,它为后来人留下想象的空间。

古罗马记忆术理论家西塞罗在相关的文章中把图像和地点称为记忆术的砖石。如果想要使想象的图像在回忆中弥留,情感发挥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他认为图像是用来把某些知识内容赋予感情、加强记忆的,而地点是被用来整理其顺序以及方便这些知识被后人重新找到的。然而,“只是为了纯粹的知识而研究过去被看作是不合时宜的,人们只有决心使过去重新复活并且延续下去的时候,才应该把它从遗忘的深渊中捞取上来。”[16]

一切都不曾消逝,哪怕潜伏的记忆,尽管它有时处在一种悬置状态,但当它的主人想起它们时,或重新提取出来放置在光线下,或永远留在遗忘的黑暗之中。这些就好比一个储物丰富的阁楼,它是一个潜伏记忆的生动隐喻。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譬如图书馆,它通常是作为文化记忆的隐喻,就像博尔赫斯笔下的巴别塔图书馆,它是所有人类的记忆之库,写作者只不过是在巴别塔图书馆中一次漫游、一次发现之旅,一切都是现成的,写作者只需要一次搜索和取用。

现在随着电子媒介技术开始在人的大脑之外储存信息(也就是人造的记忆),我们眼前正在发生一场文化革命,它使得一切更加不容易遗忘。

像文字一样,图像也同时既是记忆的隐喻又是记忆的媒介。图像的长久存留为人类保留了展示时间和历史变迁中的一种媒介凭证。毫不夸张地说,图像是一个巨大的宝藏,里面保存了所有时间的宝物——有万物生灵的记忆,也有我们人类灵魂喜怒哀乐的记忆,它把这些行为和痕迹统统留给后人。

能够回溯到起源,正是人类所有人的梦想,德昆西(DeQuincey,Thomas)在此看到了回忆的逆向行为这种爆发性力量的图像:“人类的大脑难道不像一张自然的、伟大的复用羊皮纸吗?不可磨灭的思想、图像、感觉一层层柔和得就像光线一样叠放在你的大脑中。每一层新的看起来都会把前边的所有层次掩埋。但实际上没有一层会被消除掉。”[17]

这就是德昆西所提到的回忆的层次,它们层层叠加,看起来像是埋葬了起来,但是实际上只是不可磨灭地存储了起来。德昆西和荣格一样都很肯定那些消逝和埋葬的东西总是可以被再度唤醒。

对于唯灵论者来说,生命的消逝都会转化成别的客体,凝固和囚禁其中。除非我们触及到这个客体,我们通过这个客体认出了我们过去生命中的某一时刻,并通过回忆将它呼唤和将它解放出来。

我们始终相信,在一个更高本源的内部,驻息着万物的生灵,万物原初的关系、以及万物的转变和万物原初意义的回忆。然而事物的这个原型沉睡在灵魂里面,保持为一幅黑暗的、被遗忘的、但尚未完全消解的图像。[18]

图像的出现是在记忆无法用语言来加工的地方。当我们从柏拉图的蜡块中的印记来到了“肖像”,隐喻就发生了变化,隐喻相应地从图像的技艺拓展到语言的技艺,它能够使被说的事物看起来是真实的。

在当代隐喻研究中,有非常多的资源,它们用暗示、影射来指称那些相近事物,指称那些使我们心灵着迷或感动我们的东西——它们通过自身的形体、色彩、音律、节奏、轨迹,它们发出呼唤,让画家、诗人、音乐家为其留住它们的记忆。艺术家们的创作承载了世界记忆发生的破裂,这样与记忆贴近的符号和图像都是生命过的时间,生活过的年代,它们并非毫无情感、毫无踪迹。

时间就是这种永久的因果链,没有回溯过自己过去的人就必须重新经历那个过去。真实虽然不是一个图像,但图像绝对是真实的源泉,图像为记忆留下了它的踪迹。

是的,唯有记忆是我们赖以对真实追查的线索。作为生活在20世纪的本雅明,他用摄影作为记忆的隐喻,代替了文字作为记忆的隐喻,他写道:“历史就像一个文本,在这个文本中过去就像在一张对光线敏感的底板上一样存放了很多图像。只有未来才拥有能够清晰地显示这些图像的化学制剂。”[19]

在苏珊.桑塔格对摄影的描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古老的记忆隐喻的延续:“一幅照片不仅是一个图像(就像一幅画是一个图像一样),不仅是对现实的阐释;它同时还是一个痕迹,是现实的直接的模板,就像一个脚印或者一个死者面具。”[20]

当历史学家和知识考古学家想要为我们描绘一幅古代的图像的时候,如果古老的时间没有在他内心里面复活,他就永远不可能做出一种直观的、生动的、能启发人的表述。我们永远相信,有一种远古的原初能量,它被刻印在某些图像公式中,等待后人将它重新激活、重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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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的记忆

我们对知识的掌握主要依靠过去知识的传递,一个时代传递到另一个时代的信息,靠着就是文献档案的传递。人类文明和历史是由那些留下了书写档案的文化所定义的。

长久以来,文化的发展总是不得不跨越世界的界限,跨越现在时间的界限,以解释事物的最初起源。在此,谢林说:“哲学已经指向最高意义上的‘过去’。哲学按词义而言而且在事实上就是‘历史’。”[21]

谢林继续说道:“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处境没什么不同。因为,当历史学家追求知识的时候,他必须去盘问古老文献的断言或活着的证人的回忆。历史学家同样需要掌握多门分辨技艺或批判方法,以便从那些杂乱的信息里面提炼出纯粹的事实,并且在那些保存下来的文献里面区分出虚假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区分出错误的东西和正确的东西。除此之外,历史学家也需要在自身内部做出那种分离,他必须远离‘现在’,投身到‘过去’里面,以便摆脱他那个时代的许多观念,摆脱他的自以为是。”[22]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应该成为考古学家,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被蕴涵着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暂时得不到澄明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符号、图像,及其意义和本质。这些东西都存在于某些隐匿的领域之中,我们进入其中就像是进入了神秘的地下暗室,以便在那里破解携带着记忆中的图像与文字的奥秘语言。

为此,本雅明把记忆的运作比作考古学,他在“柏林纪事”中写到:“凡是寻求接近自己已经被埋葬的过去的人,自己都必须扮演一个动手挖掘的人……必须不惧怕一而再、再而三地返回同一件事……因为这一件事本身仅仅是一个矿藏、一个层次,它只对最精细入微的考察者显露出构成隐藏地下的真实珍宝的元素:被从全部早先的联系分割开来的形象(就像收藏家展览馆里的珍贵片段或者胴体一样)伫立在我们滞后理解力的平庸展室之中。”[23]

博物展览馆的作用是让记忆之物展示在观众面前,让观者在感官上身临其境;而馆内的陈列的“实在物品的可触及性”(汉娜.阿伦特),能很好地刺激和调动观看者的想象力,并在其心理架起一座主体和物品、当下和过去相互沟通的桥梁。

除了博物馆,书籍和图书馆也一直是记忆的核心媒介,但到了电子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书籍和传统的图书馆正在把文化记忆这一媒介地位让给了大数据和数据库的载体。在这背景下,当代艺术很敏锐地抓住和利用这次文化转型的机会,在电子网络科技领域内把作为文化记忆的隐喻发挥出了创造性的前瞻作用。

我们也看到那些有视野的“记忆艺术”,更多关心的是人类文化的整体记忆,把它作为艺术的源泉以及对未知领域的秘密的一种探索,而非个人小情小调的追忆性愁思。

由于没有人能在有生之年统观千年,因此也就需要艺术或其它媒介保留有这种变化痕迹的考量。我们知道,一个时代与过去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和文化记忆的媒介关系。

在相当程度上,记忆艺术正是这样的一种媒介,它充当了文化记忆的一面镜子。文化记忆在艺术的媒介中反思和更新自己。在一个所有数据都被普遍非物质化的情况下,记忆艺术能抓住并超越物质性和实体性。在一个不再在意自己的过去,而且不再乐意回溯的文化中,艺术家们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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