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麻城工地回来已经有几天了，早就打算就这段经历写一些当时的想法，再不写估计都要忘光了。
麻城城市发展集团建立的厂房和办公楼，我表哥有幸作为丙方承接了消防设施的安装维护。这次过去主要是因为甲方更改设计图，原来安装的消防水泵需要更换电缆，以及调整若干消防水管的布局。表哥另外还接了一个小项目，麻城一个新建汽车检测站的消防箱安装。总体来说工程量不大，但完全没有人手。我这个完全没干过这些活的“文科生”，也被拉来凑人数，帮忙搬搬东西，扶扶梯子等等，一些简单活。
我表哥作为一个农民工，他的不容易我一直感同身受。这不是我第一次来他工地，第一次去表哥工地应该是在年，高考结束，我刚收到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会。作为湖北人，能考上省内TOP2的名校，我那时的心情是无比激动的，每一天都对新的校园环境怀着强烈的期待，所以很想在开学前去武大逛逛，平复一下我那颗躁动不安的心。当然，也是为了熟悉一下新生报到路线，因为我知道开学那一天没有什么人能帮我跑流程。那时我的父亲因小脑萎缩已基本丧失行动能力，我母亲作为一介农妇，到大城市都会迷路那种，力气又小，也指望不上。另外，我强烈期望与我父母分享我考上名校的喜悦，所以我计划报名那天还是要带他们来看看。于是，我决定独自一人从新洲农村去大城市武汉，去我即将入学的高校探险，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独自跨行*区活动（第一次也是高考后，独自去武昌火车站坐车，投靠我那远在深圳的大姐）。由于路程太远，我必须在武汉过夜才有足够的时间去逛校园。我那时还没住过宾馆，无论是农村人的家庭观念还是经济和安全考虑，我的第一选择就是寄宿于当时还在武汉工作的表哥表姐那边。那天下午我到达武大，通过IC卡公话亭打电话给我表哥，他说他来接我。我从工学部后门一路走到正门，再次打电话给我表哥，他说他在凌波门，不知道怎么走到正门。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打车过来的，然后我们一起坐出租车到了公交站，坐公交去了我表姐，也就是他亲姐开的小餐馆，吃了一桌愉快的团圆饭。那时我表姐还没在武汉置办房产，她和我表姐夫以及他们刚生的小宝宝，还有过来照顾他们娘儿俩的我姨妈，一大家人挤住在一个不带客厅的单人间出租屋里，我不可能住得下去。其实出发之前我就跟表哥商量好去他工地住，两人挤挤，凑合一晚问题不大。于是我跟他在炎炎夏夜的武汉，走了两站路来到他工地。既然是工地，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好的住宿环境，其实我也早已习惯，毕竟那时老家的居住环境也难言乐观。住的地方就是那个还在安装消防设施，只有框架，没有装修，甚至似乎连门窗都没有，建筑灰尘倒是堆了几公分厚的房子。我和表哥挤在一张小床上，靠着一台风扇驱赶仲夏夜的热浪和蚊子。这些我都很习惯，唯一不习惯的是，床板下面可能有臭虫，我一到床上就浑身痒，长包，第二天上了公交车才退下去，所以也没睡好。早上起床，表哥已经给我买好小笼包，他说他要去赶着上工，让我多休息会再去学校。因为这次经历，我对表哥的工作情况一直特别心疼，而一直以来他在我们家有需要的时候无数次伸出援手，就更让我无比感激了。所以这次表哥提出让我去工地帮忙，我没理由推脱。我不知道我能帮上什么忙，我的打算是，工地上他安排我做的，我就去做。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不要给工资，我可不希望让互助关系变成雇佣关系。
说是帮忙一周，其实应该也就五六天吧。今天六月九号，我似乎连自己回家的日期都忘了，似乎已经回来很久了，久得那些在工地上的感触和思考都变得模糊不清，只能循着痕迹，去捕捉记忆的尾巴，能抓多少抓多少。一切过往皆为序章，相信我在这里记录下来的每一个字终会找到它存在的价值。
第一件事，调整室内消防水管布局。消防水管是直径10公分左右的钢管，悬挂于头顶，距地面将近4米。表哥就站在两米多高的人字梯顶上，使用管钳、电钻、扳手等工具拆卸和安装消防水管。管钳和电钻的重量预计都有10斤，而拆装的水管短的两三斤斤，长的得有三四十斤。人字梯没有任何防护，站到顶上既要极高的胆气，也要熟练的技巧和平衡能力，我是站不上去的。而表哥呢，非但站上去了，还在上面艰难地操作着这些笨重的装备和材料，我看着都怕。这么高的梯子，下面又是大理石地板，站在顶上几乎找不到可以借力的支撑点，稍一不慎就会摔成重伤。表哥在上面忙碌，我在下面递工具材料，以及替他担心。安装那根最长的管子，他花了很久。梯子的高度不太够，他需要用双手高举那根三四十斤钢管的一端，将另一端旋进一个螺丝接口中。这是站在人字梯顶上的操作，由于重心太远，可以想象多难保持平衡。这种高举的姿势很难让管道另一端对准接口，表哥拧了很久，管子还是歪的。我感觉他的体力正严重下降，平衡也越来越差，梯子都在抖了。我焦急地喊他下来，他不听，还让我离开梯子，隔远一点，用目视法校正钢管到水平，他好拧进去。他终于做到了，爬下梯子，豆大的汗珠滚了一脸。他说他最担心那根钢管掉下来把我砸到，所以让我隔远一点。我一直清楚他这些事风险挺大，还给他推荐过买一些寿险、意外险，这次近距离体验，我甚至认为他的安全风险可能比我期货爆仓的风险还大。
第二件事，更换消防水泵电缆。90千瓦的水泵需要多大的铜芯电缆？总之是之前用的电缆小了，要换。我埋怨表哥，说他作为施工方不按照设计图来是想法太多。他说要按照设计图来，槽盒里面根本放不下那么多电缆，而且厂家也只提供了一种电缆，这些电缆的规格都在安全标准范围以内。他坚持认为是乙方没有与负责检测的机构做好关系，导致他们在验收时采用了高于安全标准的数据。说啥都没用，该干的活还得干。我们花了一下午拆除8根电缆。那电缆是真的重，一根14米的电缆我从地下泵房背到一楼室外，感觉得有上百斤。第二天我左腿膝关节痛风发作，一弯腿就疼得厉害，上下楼梯异常吃力。我仍然去泵房帮忙，但是能做的更加有限。好在我姨父也过来了，一些稍微麻烦点的事就顺理成章地转给他了，也因此差点害他受伤。我们尝试铺设电缆，需要站上架梯，将之安放在头顶的槽盒中。我姨夫也不擅长用这个梯子，他六十多了，行动肯定没有年轻人利索，本来指望我上去，现在我腿疼，也不方便，结果还是他上去了。本来我是需要帮他扶梯子的，不过我表哥在另一个梯子上，没人扶。这次也不是站在梯子顶端，而且还能拉一下头顶的管网，保持平衡，危险性没有之前那么高。我放松了警惕，离我姨父远了一点。然后悲剧了，他在拉电缆的时候把脚下的梯子带歪了，眼见着梯子要倒，人要摔下来。姨父大叫不好，我反应迟钝，愣了一下。我表哥慌忙喊我去扶梯子。在这千钧一发之刻，姨父不再管脚下，而是双手死死抱住那些连接水泵的管道，这才没掉下来。我则赶忙把梯子摆正，放到他脚下，在惊慌未定中他总算站稳，然后，继续干活。他们父子两似乎都没太把这当回事，只是简单批评了我几句。我则是越想越险，后怕不已，吃晚饭时还跟表哥说姨父那一下太吓人了。这勾起了他的一桩回忆，他说扶梯子一定要专心，不能左顾右盼，要不是以前某某帮他扶梯子时看风景，他也不会摔伤腿脚，在家待了好几周。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表哥这几天在人字梯上艺高人胆大的表现实在让我很难想象原来他也曾被“蛇”咬过。他对这份工作的风险岂会比我感知得更少？只是习惯了？或者没得选？或者说这就是最优解？这份工作于他而言的确算得上是最优解，他做这行已经十多年了，从学徒到现在，掌握了十八般武艺，电话一打也能拉来十多个工友，大小算得上个包工头，能够独立承接项目，比很多大学生赚得还要多。在网上，不少大学生自嘲不如农民工。要我说，单论工资水平，他们就不该比农民工高。他们读了十多年书，农民工学了十多年手艺；他们很辛苦，农民工更辛苦；他们的劳动往往受到重重保护，而农民工则是站在危险的最前线，理应获得更高的风险溢价。都是在不同的领域为这个国家贡献生命的光热，大学生凭什么就一定得比农民工赚得多呢？大学生的自嘲能够流行于网络，而农民工的呐喊又有几个人能听到？他们缺少自己的代言人，至少是缺少如大学生这种能够形成舆论风向的发言群体。是因为他们不会上网？或者只是因为他们老实巴交，不喜表达？宪法有云，“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主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同时兼有农民和工人双重属性的农民工却往往被认为是社会底层，过着低于均值的生活水准，受着沉寂无声的舆论漠视。是讽刺？是悲哀？
第三件事，安装消防箱。这是表哥在城发集团项目之外接的一个小活，对方报价，我们一行3人在两天不到的时间内完成了。虽然工程量不大，但整个过程我看到了表哥多方面的劳动技能和农民工的大方朴实。首先是需要准备好材料，由我表哥做计划，东家下单。材料报少了不行，报多了浪费，表哥基本上给安排了个不多不少。施工过程并不是拿着材料装上去就行了，还需要用到各种机器、机床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百多斤的钢管，表哥一个人弄进套丝机，切割分段，打上螺纹，控制误差，与既有管道分毫不隔，与各种接头严丝合缝。电焊机、切割机、钻孔机等，一系列小型机器玩出了花。把消防箱装完，还有不少时间，表哥又免费帮东家装了4个消防栓。说他大方朴实就体现在这些消防栓上，都是室外作业，顶着*辣的太阳干了半个下午，姨父和表哥全身汗湿，我生怕他们会中暑。老实说，这么辛苦的活，还不收费，我是一百个不愿意的，但是表哥说反正还有时间，帮个忙少不了块肉，要是时间不够就不帮了。我又想起表哥之前聊到他和我姨父前年在工地搞预埋，两个人都中暑了，我姨父直接晕倒，表哥自己也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劳动强度大，随着气温升高，风险也升高了。尽管有这些前车之鉴，但却仍然愿意顶着烈日免费干活，如果是我，真的做不到。单就酬劳来说，在我看来，除去我自己，他们两人不到两天有块钱，似乎也不差。我姨父觉得低了，他算的是三个劳动力，也许另一个原因是之前承接城发集团那个大项目的总体报价提高了姨父对之后承接项目的预期了吧。不过我感觉那个大项目的单日回报可能都未必比这几个消防箱高，因为拖的时间太久了。从年至今，三四年了，整体工程仍时不时修修改改，没有验收，工程尾款也不知道哪天拿得到。因为没有验收，所以时不时得过去弄弄。但是手上的工人等不起，表哥只好让他们先去别的工头那边做事，这些小修小改他自己带着姨父干。本来19年这边的事就已经大体完成，后面就这么拖着。我表哥已经一年多没出去做事了，他说这是他独立承接的第一个项目，没经验，下次再接项目一定要提高报价。
关于劳动价值这一块，我在工地想了很多。怎样的劳动报酬对我表哥这样的农民工而言才是合理的？从年承接第一个项目开始，我表哥就晋升为一个包工头了，能成为包工头主要在于他有着远比其他工友更全面的劳动技能，他自己一个人可以带着一群人边学习边做事。他会开车，会使用各种机器，会看设计图，会做工程预算，其他诸如泥瓦工、木工、电工等一系列活计多少会点，即使不会，也知道哪里需要用到，以及用多高水平的工人。不过他并没有任何技能证书，不可能像很多蓝领工人一样拥有编制，评得职称，享受体制内待遇。虽说工头是拿着工程款给自己发工资，但是报价的又不是他一个，干这行的多，议价能力就差。而且他们又不是乙方，从甲方到农民工施工队，卡着一个中间商，拿捏得死死的。表哥做的是技术活，更是重体力活，几十上百斤的材料各种折腾。这些重体力活对身体是有损耗的，尤其是关节，做的时间久了，关节磨损，老年容易落下病根。我另一位姨父，年轻时干农活太多，髋关节病变，现在股骨头坏死，坐椅子和起身都十分困难。农民工发多少工资就是多少，没有五险一金，所以即使看起来比一些白领挣得多，但算上五险一金，还是少了。我认为对他们而言，合理的劳动报酬应该是充分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体现出他们各种劳动技能带来的社会贡献，能够覆盖健康损耗造成的劳动成本，考虑了这些工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给予风险溢价，还安排额外部分用来交社保才对。要落实到位，则需要所有农民工在议价过程中遵守一条价格基线。工地干活第四天，我和姨父顶着火烧般的骄阳从仓库向目标地点肉身搬运货物。我热得受不了，抱怨了几句。姨父说：“你还是应该去坐办公室，以为钱那么好赚吗？”工地干活，得出钱来得不容易想必是大部分有这类经历的大学生能得到的普遍结论。我不否认钱不好赚，但实际上我也并不排斥工地上的劳动。我担心我能不能发挥出价值，能不能效用最大化，我担心我做的都是一些没意义的事，我担心我表哥他们的辛苦付出，在劳动价值上得不到平等对待。办公室里的工作并不比工地上的工作更加优等，然而大部分人都像我姨父一样清楚地看到办公室的待遇就是比工地好。工地上的经历让我明白的并不是什么赚钱不易这些烂大街的道理，更不是劳动就该分成三六九等，农民工就该压在最底层，我应该努力上进成为“人上人”的阶级观念。深切感受到农民工的辛苦，我的觉悟是明确了一个人生方向，在社会主义国家追求农民工们的劳动价值与其他任何群体都能得到同样的尊重和认同，追求以时间为衡量标准的劳动价值的均等。
回家第二天，我大姐很开心地问我在工地上干活是不是变得更强壮了，想到这几天我痛风发作，腿脚不便，姨父差点高空坠伤，表哥站在人字梯顶颤颤巍巍地拧消防水管，以及他们两人前年的中暑经历，还有我那位因做太多重体力活而股骨头坏死的长辈，心里冷冷一笑，答道：“我跟你想的不在一个层次。”
我目前正经历着人生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难关，但愿我能顺利渡劫吧。在那以后，我的人生追求就在这些思考之中。
对了，又想到前几年总是有新闻打击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单就我看到的情况来说，我表哥这样的包工头也是农民工，用工方如果不把工程款给他，他也没有钱发给其他工友。所以，那些新闻究竟是在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矛盾焦点，还是真的在帮领不到钱的农民工呢？愿每一位农民工斗不被拖欠工资，愿每一位包工头不被拖欠工程款！
唯一一张图片，刚搬完两百多斤的套丝机，一只蜻蜓停在我沾了油污的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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